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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之后,政体变革,从专制走向共和,教育宗旨也为之一变。因缘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奠定大致框架的壬子、癸丑学制办法出台,经学退出学堂体系。详细探究这一事件,主导经学退出学制的民初教育部人事及相关政令的出台,与商务印书馆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跳出具体的人事问题,学制上的这一变革,体现了近代中西学异位的大背景下,中学渐被西学整合的趋势。

癸卯学制与古代文学论文

一、传统的文学教育与癸卯学制颁布的背景

中国传统的文学教育,历代有不同的特点。先秦诸子的学术传授中蕴涵着文学教育的成分。两汉时期,太学的教学中文学教育作为经学教育的附属物而存在。魏晋六朝,文学教育存在于贵族文学团体内部以及家族成员的创作、品赏、评论中,文学的审美教育功能受到重视。唐宋时期,科举制度促进了文学的兴盛,文学教育得以发展。元明清时期,不管是各级官学、书院,还是民间的义学、私塾,文学教育大都服从科举考试的需要。虽然中央与地方、都邑与乡村、庙堂与民间各有不同,地域的发展也具有不均衡性。但是,从总体上看,政治伦理色彩与大的文化教育理念、教学内容上的经学中心与广义的文学观念相关联,是传统文学教育的主要特色。

到了清代,科举制度的弊端越来越凸显。王士祯曾记载进士不读《史记》的怪事:某一前辈老甲科见一孩童读《史记》,问知作者是司马迁,竟问“渠是某科进士”。事或夸大,但是也能说明问题。科举考试讲求以八股文体作文章,文章题目从四书中来,因此文学教育的功利色彩极强,一些读书人甚至缺乏基本的文化常识。清末,从鸦片战争开始,经历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可谓内忧外患。面临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识之士进行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寻找出路的努力,促成了教育方面的变革。为培养操办实际事务所需要的人才,洋务派开办了新式学堂,特别注重外语、军事和专业技能教育。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主要开设外语、天文、科技等课程。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1898年梁启超草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这一章程初步建立了分科教学的体系。1901年,清政府颁布诏书,鼓励各地设立学堂。1902年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颁布,对学堂的目标、年限、课程设置等制定了规范。1903年,张之洞、袁世凯上书,提出废除科举制。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等人,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形成《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这一学制得到光绪皇帝批准并在全国推行。随着各地学堂的开办,1905年清政府最终废除了科举制。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转型

古代文学教育地位的变化

癸卯学制对学堂的招生、课程设置、考试等都进行了详尽的规定,将教育分为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三类,又按程度高低将整个教育过程分为三段七级:一是初等教育,二是中等教育,三是高等教育。蒙养院教学内容中的“歌谣”一条,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国文字”,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及高等学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国文学”,均与文学教育有关。高等学堂按照学生日后预备入学的方向,将学科分为三类,中国文学属于三类共有的必修内容。大学堂中,文学科大学分为9门,其中“中国文学门”的主课有理论性质的“文学研究法”,还有“说文学”“音韵学”等专门学问,另有“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相当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课程,还有“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补助课”“四库集部提要”,以及中国及西方的历史、外国科学史、外语等相关内容。“研究文学之要义”共41则,对授课内容作出了细致规定。由于中国古代传统中没有纯文学的观念,文学教育往往附属于经学、史学等,明清时期更成为科举考试的工具。癸卯学制第一次从制度上将“中国文学”与“读经讲经”并列,作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中一门独立的学科,大学文学科还设立了“中国文学门”,这是我国中小学开设“国语”“国文”“语文”课、大学开设“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开端。然而,古代文学教育获得地位并非顺理成章,而是来之不易的。癸卯学制的主要起草者张之洞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本就以提倡实学着称。加上清末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迫切的富国强民愿望弥漫朝野,在这种救亡压倒一切的语境下,出于经世致用的需求,科学被赋予崇高的地位,文学则无容身之处。但是癸卯学制参照日本学制,而日本又是学习西方的,不管西方还是日本,学制中都存在文学这一学科。

也许正是基于此,中国文学终于挤进了新教育体系中。在这种功利主义的倾向下,传统文学教育必须证明自己“有用”,才能被社会接纳。癸卯学制的纲领性文件《学务纲要》中专门有一条指导意见:“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煞费苦心地为中国文辞找出了存在的合理性。首先,中国的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如果不读经书,那么就失去立国之本,“安有富强之望乎?”这样的解释巧妙地将儒家经典与外国的宗教比较,又将读经与民众追求国家富强的诉求联系在一起,赋予了读经令人信服的意义。这样一来,学习中国文辞自然也就有了价值与意义。按照“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的精神,“读经讲经”一科在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的课时设置中,分别占周课时的五分之二、三分之一、四分之三。其次,中国文辞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作用,那就是写奏议、书札等实用文章。与之相应,在各级学堂具体的授课内容中,也一再强调学习中国文辞“以备应世达意之用”“适于实用”。这里并没有提到对科举的作用,应该是废除科举制酝酿已久,因为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就正式下诏实施了。这样古代文学教育实际上陷入了某种尴尬的处境中。文学被正式立为一科,第二年科举制又被废除了,摆脱了桎梏的文学教育本该获得自由。但其赖以论证自身存在合理性的理由,恰恰是对经学的助益。也就是说,古代文学教育以丧失独立性为代价,得到了独立的地位。而废除科举制,固然打碎了文学教育的桎梏,却也部分消除了文学教育存在的依据。实用的文体,虽然是传统文学教育的一部分,但是往往缺乏文学性。一味追求实用,文学教育将走向偏狭。等到十余年后文化精英大力推行言文一致的白话文,连“奏议、公牍、书札、记事”也开始使用现代汉语,慢慢和古代文学脱离了关系。这时候连实用性的理由也变得不能服人了。再后来“人格教育”“美育”等教育思想兴起,由于古代文学被视为旧思想的载体,这些任务自然又落在了白话新文学上了。概言之,中国文学自癸卯学制以来,固然得以被专门列为一门学科,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由于长期受制于实用主义的功利化思想,教育的审美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这一问题一直延续至今。

古代文学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式的根本变革

培养写作者是传统文学教育训练的主要目的之一,也就是说训练的内容除了阅读,还有实践性创作。授受的双方一般都参与文学的创作,所以文学是动态的,作品是不断累积的,既包括过去的文学,也包括现在的文学。癸卯学制中虽然有写作一项,但是已经不再那么强调了。大学堂的课上也不进行传统的诗赋训练,中小学堂更是有“学堂内万不宜作诗,以免多占时刻”的规定。1905年为保证学堂的发展而废除科举制后,以文言文或古白话为创作语言的传统写作方式失去地位,随着白话文运动兴起,逐渐被现代白话文写作取代。这意味着,古代文学教育不再是从古至今的文学教育,而是“古代的文学”的教育。“现代文学教育”“当代文学教育”等也先后从文学教育中分离出来,成为与古代文学教育并立的门类。古代文学教育的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培养写作者已不再是主要目的,培养学术研究者以及提升普通接受者的文学素养成为最重要的任务。这样一来,授受双方往往缺乏相关的写作经验,并且随着古今语言文字的演变,普通民众与古代文学作品之间的隔阂越来越严重。因此,古代文学研究和教育也面临脱离现实需求、成为少数研究者群体内部的话语游戏的危险。

从内容看,古代文学教育也有重大变化。癸卯学制中大学堂“中国文学门”的“中国文学研究法”称“务当于有关今日实用之文学加意考求”,对“历代文章流别”指出以仿照日本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讲义授课。1904年,时任京师大学堂国文教习的林传甲,将为授课需要而编写的讲义以“中国文学史”为题刊行,这是“第一本中国文学史”。林传甲在卷首题记中表示“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又说“查《大学堂章程》中国文学专门科目所列研究文学众义,大端毕备,即取以为讲义目次”。可见,此书一则受国外文学史编写的启发,二则忠实贯彻了癸卯学制的要求。林着文学史分16篇,目次与癸卯学制的“研究文学之要义”的前16条完全一致。此后出现的一系列文学史教材,大抵也都是基于高等学府中的教学需要而编写。这意味着从传统的文学选本到系统的文学史着作,教材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以前强调实践的教学方法不同,新的教学方法似乎更侧重知识的系统传授,这也适合现代学校的课堂教学。虽然初等和高等教育不以系统的文学史为授课内容,而是选择“雅正铿锵”“有益风化”的诗歌等。但是,癸卯学制规定中小学堂教学方法“以讲解为最要”,特别提出对记性太差无法背诵的学生,“若强责背诵,必伤脑力,不可不慎”,又规定中小学堂读古诗歌“遇闲暇放学时,即令其吟诵,以养其性情,且舒其肺气”。这实际上也就规定了课堂教学以讲解为主的方式,明显不同于传统官学和书院“执经叩问”的发问答疑式、私塾的诵读玩味式、家庭教育的互相启发式这些非系统性的教学方式。

三、癸卯学制对古代文学教育的影响

古代文学教育的西化与现代性问题

癸卯学制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中体西用色彩,是中国儒家思想和外国教育制度的结合体。这一学制是学习日本的结果。日本学习西学大有成就,其文化又与中国接近,加上路途不远,往来相对容易,所以考察日本成为当时的潮流。张百熙拟定壬寅学制前曾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前往日本考察,张之洞也在1901年12月派罗振玉等人去日本考察。这些人的调查访问及对日本学制相关资料的编译,为后来癸卯学制的拟定打下了基础。日本学习西方思想的同时能保存自己的思想传统,这一点正符合中体西用的观念,是理想的学习对象。学习的结果是癸卯学制以儒家思想为不可变的根本,其中又特别重视宋儒理学。另外,只设外国文学,不设外国哲学。王国维1906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对此提出批评:“其根本之误何在?曰在缺哲学一科而已。”他主张从哲学意义上而非仅从道德伦理方面研究理学,指出哲学、美学与文学的关联,并且主张开设印度哲学和西洋哲学课程。癸卯学制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对自己本民族文化作何处理的问题。无疑,制定者对于西方思想带有某种疑虑,竭力维护传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但是从学习西方的技术,到学习西方的制度,再到利用西方的思想否定自我的传统,近现代文化史上的这一出戏已经拉开序幕。对于中西文化的争辩及文化认同的问题,余英时在《越过文化认同的危机》中指出,现代西方已经成为“普遍的现代性”的象征,于是现代化往往也就意味着西化。在古代文学教育中,采用的教材、使用的研究理论,乃至教学方法都曾有过西化的倾向。

时至今日,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育中,如何做到既吸纳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又不失落本民族文化传统,仍旧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与中西学术思想冲突问题同时浮现的还有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思想冲突的问题,只不过在癸卯学制颁布之时,还没有发展到后来尖锐对立的程度。所以这一学制规定仅限于“习通行之官话”,练习写作时“愿习散体、骈体,可听其自便”,不过“不宜太数”,诗赋“听学者自为之,学堂勿庸课习”。当然,这里的写作指的是文言文写作。后来,随着白话文运动兴起,中国文学科目中,文言文和现代文的冲突日益激烈。以1906年筹建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为例,一开始的中国文学课是按照癸卯学制的要求。1915年,校长经亨颐实行改革,推行白话文教育,编写国文课本,收入大量时文,以白话文承载现代社会伦理与经世致用之说,以贯彻他的“人格教育”理论。这种现象是普遍的。文学教育的内部,现在我们称之为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两部分力量的消长,以及古代文学教育内部,传统思维和现代思维之间的冲突,也一直都存在。

古代文学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

传统的文学教育中,资源的配置相对均衡。特别是科举制度完善以后,从蒙学到太学,讲授的内容是相通的。乡村的社学、义学、私塾起着辅助各级官学的作用。在士大夫家庭内部互相切磋的文学活动中,文学的审美教育得以进行。像《红楼梦》中所写的结诗社的情形,以及香菱学诗的经历,是有现实基础的。这样,各个层次的文学教育形成稳定的结构,缔造了一个延续不断的文学教育传统。癸卯学制的颁布以及继而废科举的举措,打破了这种相对均衡的状态。首先,新式学堂虽然大量涌现,但是这些新式学堂往往在都市,加上学费昂贵,乡村的大批寒门弟子实际上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文学教育在乡村自然也面临着这样的断层,诗书传家的家庭教育传统,以及苦读诗书博取功名的文学教育模式,都在新的历史时期难以为继。其次,癸卯学制对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中的“中国文学”一科的教学,有较明确的分工规定。这开启了后世语言、文学分科的论争,也开启了“工具性”和“人文性”之争。癸卯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有8种,第三种为“中国文字”。“中国文字”一科的“教育要义”是识字以利于读书,能够用“俗语”表达自己的意思,能够写“日用简短书信”,其最终指向是“供谋生应世之要需”。而高等小学堂的“中国文学”一科内容是“读古文,使以俗话翻文话”“习楷书”“习官话”。对照可知,这其实是“中国文字”科的延续。中学堂虽也有讲授“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的要求,但仅仅是出于作文的需要,重点还在于识字、写字等语言文字的训练。从癸卯学制对中小学堂“中国文学”的学科描述来看,显然是侧重语言知识。

这样一来,语文就变成了实用的工具,其人文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对大学的古代文学教育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大学可以通过语言和文学的分学科教学,使两者各司其责。实际上中学也曾经做过类似的尝试。20世纪50年代,关于语言与文学关系的讨论成为语文教育的热点问题。讨论的结果是模仿苏联教育,实行汉语和文学分科。1956年4月2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将中学、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分汉语、文学两科教学,于1957年秋季统一实施。然而仅仅半年后,1958年3月,中央宣传部宣布取消分科教学,将汉语、文学合并,成为语文科。这样一来,语文就必须要面临语言与文学两方面的问题。语言教学侧重于工具性,文学教学侧重于人文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学语文教学界进行了激烈的人文性与工具性之争,其开端其实在于癸卯学制最初的分工,是50年代分科讨论的进一步深化。这一论争的结果是,教育部于2001年出版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规定:“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延续了这一说法。对比1986年版《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的说法,“人文性”显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对于语文教学中与古代文学教育相关的文言文教学来说,这一问题尤为突出。文言文在语言层面上的要求高、难度大,导致实际教学中往往以语言教育为核心,文学教育难以落实。如何在中小学文言文教学中做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实践。再次,除了资源配置的平衡、语言教育与文学教育的平衡,还存在古代文学教育与其他文学教育的平衡问题。大学中可以通过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的分科来规避中外、古今的冲突,但是中小学只有一门语文课。因此,教材中现代文、文言文、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的比例安排,也成为一个难题。时至今日,中小学语文教学与大学的古代文学教育相脱节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综上所述,癸卯学制的颁布直接指导了各级官学的古代文学教育,也对民间古代文学教育的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看作古代文学教育转型的标志。传统文学教育的政治伦理色彩,被一种新的实用主义取代。大的文化教育理念也有向纯文学教育发展的趋势。今天大学古代文学教育、中学文言文教学中反复讨论的一些话题,如中西话语冲突的问题、工具性与人文性的问题等,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端倪。仔细考察与之相关的一段历史,对我们解决当前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王希明 单位: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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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经学;学制

朱 贞 《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1915年,蔡元培总结近代教育发展情况,将废除读经视作进步的重要方面,“学校之中,初有读经一科,而后乃废去,亦自千九百年以来积渐实行,亦教育界进步之一端也。”①这番话直指民初学制相对于晚清学制的一大变革,随着临时教育通令以及壬子、癸丑学制办法的相继出炉,经学于民初退出学制,此后虽有波折,终究无法再在学校体系中以专门分科立足。

作为民国初建时期的教育总长,蔡元培在学制出台的决策上,无疑有其重要的影响力。由此,民国时期的“历史意见”也多把蔡元培视作经学退出学制的“罪魁祸首”②,似乎进一步坐实了蔡氏以个人之力致使经学退出民初学制的判断。这一结论,影响了后人对于民初学制和教育情形的研究。然而,揆诸史料,经学退出民初学制的教育法令,名义上虽由蔡元培主持,但参与其事者不止一方,实际拟订者也另有人选,而相关人事与商务印书馆又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对蒋维乔和陆费逵等人研究的深入,学界开始注意到商务印书馆在人事上对于民初教育部决策的影响。③但就民初经学退出学制这一事件上各方的态度、立场,以及背后蕴含的西学冲击下固有文化的价值与走向问题,仍然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经学于民初退出学制,与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的实际运作情况有很大关系。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担任首届教育总长。1月9日,教育部成立。19日,启用印信。④当时,教育部成立的处境极为困难,既无办公地点,也无法处理详细事务。蔡元培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商谈时,请求拨给屋舍办公,却被告知“办公房屋,须汝自找”。蔡元培连日寻觅,均无合适地点。幸而得到时在江苏都督府内务司任职的马相伯的帮助,借用该内务司的楼房三间,方才得以成立教育部,开启印信办公。但所谓办公也只是“例行公事亦至少,不过各省请问,加以答复而已。”⑤

开办条件虽然简陋,临时政府教育部却将新的教育方向逐渐确定下来,这与蔡元培主持下教育部的人事安排有关。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时,刚从欧洲留学回来,对于国内教育形式不免生疏,“去国多年,于近来教育情形,多所隔膜”,所以专门邀请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的蒋维乔相助,请其“对于全部事务,无论大小,悉为计画之”。⑥蒋维乔应允之后,即向蔡元培建言变革学制,请立符合共和政体的教育,“现在改革伊始,军事未毕,实施教育,尚未其时,不过国体变更,前清《奏定学堂章程》,合乎帝制,不适于共和。各省已办之学校,值此新旧交替,将无所适从。宜一面先颁行通令,对旧制之抵触国体者去之,不抵触者暂仍之,以维现状。一面从速草拟新学制,为根本之改革,此乃教育部目前之责任也”。⑦蔡元培对此建议极力称善,奠定了新的教育部拟订教育办法“迎合共和”的大方向。并在1912年2月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提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宗教自由相违”,主张实行尚武、尚实、尚公、世界观及美育教育,预示着教育方针的重大调整。

用“抵触国体”与否的标准来界定旧有教育办法,自然否定了与旧政体、旧伦理密切相关的经学课程。由于方向确定,蒋维乔呈上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14条及《暂行课程标准》,很快被蔡元培采纳。并刊登于《临时政府公报》,咨行各都督府,“民国既立,清政府之学制,有必须改革者。各省都督府或省议会鉴于学校之急当恢复,发临时学校令以便推行,具见维持学务之苦心,本部深表同情。惟是省自为令,不免互有异同,将使全国统一之教育界俄焉分裂,至为可虑。本部特拟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若干条,为各地方不难通行者,电告贵府,望即宣布施行。至于完全新学制,当征集各地方教育家意见,折衷至当,正式宣布”。14条通令中,第8条即规定了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⑧

清季办学过程中虽饱受新教育家指摘,却一直存而不废的经学学科,最终在民初暂行法令的规定下明文废除。据当事人回忆,暂行法令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此区区十四条通令,革除前清学制之弊,开新学制之纪元,于全国教育停顿,办法纷歧之时,赖此通令得以维持,其影响实非浅显。……以后小学、中学、师范之课程,虽与此标准略有出入,然大体相类,直至十一年采取美国式,颁布新学制,此标准始失其效力。”⑨

按照经学在民初学校中的存续状况而言,蒋维乔的上述言语与史实大致没有偏差。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暂行通令并非出自于蔡元培的筹划。据蒋维乔声称,《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的产生,是其与一群商务印书馆同仁商定后的产物,“余乃于未进教育部前,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与高梦旦、陆费逵、庄俞等计议,草定《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十四条,预备到部后发表”。⑩陆费逵的回忆,验证了这一说法,“我与蒋竹庄商定一稿,即元年一月所颁之暂行办法及四条通电。其内容大体根据我三年中所研究的结果,如缩短在学年限,减少授课时间,小学男女共学,废止读经等,均藉蔡先生采纳而得实行,其愉快为何如也。”因各人主观感情的不同,事实的回忆常不免依据个人立场而做出不同程度的放大或缩小,但比照两人言论,商务印书馆与民初经学退出学制无疑有着直接的关联。

参与拟订这一草案的商务印书馆陆费逵、庄俞等人,大都奉行西式教育观念,晚清时已积极提倡废除学堂读经。在清季商务印书馆所出的《教育杂志》上,陆费逵的《小学堂章程改正私议》和庄俞的《论学部之改良小学章程》,都直接提出了废除小学堂读经的主张。蒋维乔也在商务印书馆另一刊物《东方杂志》上,撰文表达了类似观点。进一步剖析各人言论,可见近代教育转型时期商务印书馆刊物的舆论风向,借以展现中西学碰撞与交融下的纠葛。

商务印书馆自创办之日起,与近代中国教育便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于1909年刊行的《教育杂志》,设立的初衷虽与推广教科书有关,但在刊物出版的过程中,因主编陆费逵主张学制改革,重心逐渐放在了研究教育与改良学务上面。围绕晚清学制的颁布、实施与改良,《教育杂志》连续刊载了系列讨论学制的文章,希望办学者注重普及西学与西式教育观念,强调用西学办法进一步改造中学,一度成为废除小学堂读经的舆论阵地。

1909年,顾实于《教育杂志》上公开提出废除读经的主张,引日人“中国学堂仍用腐败教法教授,为科举之变相”的言论,宣称小学堂读经既不合古代教育,又不合西式教育原理。合不合古代教育一说,不免有为立言寻求传统资源支撑的考虑。而学堂读经不合西式教育原理的说法,则为趋新时人所认可并加以宣扬,使得经学分科在学堂中的位置更加岌岌可危。

清季学堂经学课程办理不善,面临各种指责,学部在宣统元年、二年改订了小学堂课程,但针对小学堂课程仍然存在经学的事实,《教育杂志》上继续载文加以抨击。学部对初等小学堂章程的修改甫经奏定,陆费逵就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小学堂章程改正私议》一文,认为学制仍存在重视读经的弊端,而且时间更多,程度更不合。且各科时间配合未妥,单级教授无从编制,阻碍教育普及。建议初等小学堂应分为四年完全科与三年简易科两种,科目只设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即可,不必讲求经学。认为稍明教育者皆能知其故,经书非儿童所能解,施之小学,尤觉有百害而无一利,“经之有裨修身者,不妨采入修身书;可作文章模范者,不妨收入国民读本,不必专设此刻”。在陆费逵的言谈中,“稍明教育者”自然并非坚守旧学传统的经师宿儒,而是指接受了西学和西式教育观念的群体。在中西学乾坤颠倒的形势下,“明教育者”逐渐强调用西学分科办法彻底改造中学。

1911年,庄俞作《论学部之改良小学章程》,对于宣统元年、二年两次改制表示不满:

第一,从学科建置的角度出发,认为改制虽然去除了学科繁重之弊,但仍设读经讲经一科,不知何解。“其为保存国粹欤,尊重圣贤欤?抑牵掣于成见欤?”认为初等小学新章第一、二年不设读经科,是学部已知经学不适于儿童,则何必第三年又增加经学课程。而高等小学经学钟点过多,影响了国文学习,“经书陈义过高,非可与普通国文相拟,以初等小学毕业生劳精疲神于读经讲经,每周至十一小时之多,仍属有害无益。况中学新章,读经讲经每周仅五小时。是视高等小学生之程度,反高于中学生,尤百思而不解者也。”并作出判断,学部终将删去小学章程之读经讲经科,宣统年间的学制改章,“特消稽时日,而更多一番改革耳”。

第二,从教育接受程度的角度出发,认为经学深奥,非小学所能研究。舆论上“自癸卯旧章偏重此科,舆论反对,迩岁大振,学部岂未闻之?”并分析实际结果,令没有分辨能力的幼童稚子,在有限时间内从事经学教育,收效甚微,“恐资质鲁钝者,仅能成诵,尚觉困难。资质聪颖者,亦不过囫囵吞枣,食而不化”。主张小学堂应删去读经科,以保障儿童确实学有进步,“与其强列此科,扰乱心思,阻伤脑力,何如毅然删除,一归实际。与其迁就少数顽旧人之心理,何如宝其无量数在学儿童之进机”。建议经学应放在中等以上阶段学堂讲读,“要之,此科列为中等以上之学程,犹可获益,执孺子而语以至高且深之经传,无当于尊经,无当于崇圣”,反而落下戕贼儿童之罪。希望主持教育者,不要囿于一隅,从长远考虑教育立法之所宜。

同年,何劲也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说两等小学读经讲经之害》,主要从经书成书背景立论,认为经学并不适合学童教育。开篇即提出:孔子着书,亦按时以立言,五经之书,皆适合孔子之时,而清季非其时。并举《诗经》为例,详列其与学童不合之处:高等小学年龄十三四者居多,嗜欲初开,而《诗》中多男女相悦之辞,学童听讲之后未必能够理解,反而蹈入邪念一途,“其中‘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辗转反侧’,教员讲解时,学生听之,以为淫耶,乐耶?一部《国风》大半不离妇女,以之为教科书,与教育宗旨是否合适,于国民教育之前途,有利有害?孔子编《诗》,非为一般人民之普通教科书也。今乃令全国之高等小学生诵习之,吾恐不惟无益而反害之也”。而其他经书如《大学》、《中庸》、《孝经》、《论语》,则理太深、文太奥,非学童所能了解,也不适合高等小学与初等小学第三、第四年教授。

何劲认为经书成书时自有其对象,“《孝经》言孝,概括天子、诸侯及士庶人,乃为能传道统之曾子言,非为八九岁之儿童言也”。而孔子本身也因材施教,“《论语》乃孔子学堂中之日记,孔子与门弟子之言行,多纪录之,孔门无小学生,故所记皆关于高等之治术、学术。然即可见孔子之教授法矣,一贯之理,于曾子则直授之,于子贡则曲喻之,以下则不复使闻矣。同一问孝问仁,而所答各异,盖相其人之学问性情而语之,非漫然而施之也。今乃执八九岁之童子,而遽语之曰道千乘之国,曰吾道一以贯之,何其视今日八九岁之童子,其程度竟高于孔门之高足弟子乎?”隐喻小学堂学生读经,是在程度不合的状况下强行为之,既于教育无益,也违背孔子施教原意。

在民初教育部任事并对部务“悉为计画”的蒋维乔,也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蒋维乔1905年就在商务印书馆另一刊物《东方杂志》发表了《论读经非幼稚所宜》,认为经书在历史上有其存在的重要性,却并不适合晚清学堂教育。强调古时教育,经书也未必授予童子,直至科举盛行,才出现幼童习经,“宋明以来,制举盛行。在上者以六经之制艺为牢笼多士之具,在下者则悬六经以为鹄,以为利禄之阶”,于是“乳臭之子,髫齿之儿,亦不问其解否。而骤以六经授之。稍长,则强之为制艺,美其名曰代圣立言也,实则利禄之门耳。”古今情势相异,认为《奏定学堂章程》强烈读经科,虽欲保存国粹而取经书为德育之本,实则读经非有益于德育。引新教育精神“不可令男女之事入教科令儿童生惑”、“教育儿童多用积极而不是消极的”等处,与经书充满阴阳婚媾、男女相悦以及杀盗之类相冲突,说明经学不适于儿童德育。主张六经是参考书,而非教科书,是“中学校以上学生所有事也,非小学校儿童之所有事也”,建议择其有用处编入修身教科书即可,小学堂不必独立经学一科,“採其中之格言合乎今日之情势者,编入修身书可也。欲独立为读经一科,不可也”。

上述言论,虽各有偏重,但用新式教育观念衡量固有文化的取径却趋于一致。一边强调学堂读经不合西式教育原理,有碍教育普及。另一边把矛头直指晚清学制章程,认为强令学生读经,不仅无所增益,更损害学童脑力。隐隐然中,将坚持学堂读经者划归“不明教育者”,希望办学人员能够去除旧习,接受西学和新式教育原理,进一步改造中学。

商务印书馆诸人的教育主张,借助蔡元培于民初主掌教育部的契机得以实现。以众多清季即已主张废除小学堂读经的趋新教育家操刀,临时政府暂行教育办法通令自然不会再在学校教育中给经学分科留下存在的空间。相关主张,在南北和谈后通过新学制的颁布得到了进一步实现。继承通令大意的壬子、癸丑学制,最终在章程条文中明确将经学分科废除。而自暂行通令到新学制的颁布实施,早期有着商务背景的蔡元培起到了衔接的作用。

按照商务同仁所拟暂行办法大意,民初的教育部职员,开始了草拟学制的工作。在蔡元培主持下,东西洋留学生召集一处,各就所长,分别撰拟各规程,“初时志愿甚宏,拟采欧美各国之长,衡以本国国情,成一完善之学制。然当时留学回国之人专习教育者少,不能窥见欧美立法之精神,译出文件泰半不合用。且欧美制终不适于国情,结果仍多采取日本制,就本国实际经验参酌定之,计临时政府为时三个月,部中学制章案亦大体告成”。临时政府三个月结束,学制草案也基本大略完成,奠定了壬子、癸丑学制的大致框架。

南北议和达成后,新的北京教育部仍然有着商务印书馆的参与。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蔡元培仍被任命为教育部总长,北上任事。蔡元培陆续发出文电,延揽商务印书馆的蒋维乔、王云五等人入部任职。而当时的北京教育部开始运作后,除了派员接管学部等旧有教育事项外,主要围绕颁定教育宗旨和拟订壬子、癸丑学制等主题展开工作。

由于与北京教育部在人事上的部分重合,临时政府时期的教育方针被延续下来。蔡元培向参议院做宣示政见的演说,再次重申了共和教育的主张。在“顺应时务”的考虑下,新的教育方针继承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废除学堂读经的主旨,并在废除小学堂读经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经学分科从学校教育各阶段的完全退出。据当时的记者报道,蔡元培在教育谈话中明确否定了经学作为一门独立分科的存在,“旧学自应保全,惟经学不另立为一科。如《诗经》应归入文科,《尚书》、《左传》应归入史科也。”即采取彻底的西式学科设置办法,将中学“肢解”。经学不再作为独立的分科,而是比照西学分科,择其相近者并入。

教育部一切事宜走上轨道后,蔡元培离职。继任教育总长范源濂坚持了蔡的主张,并通过召开临时教育会议的办法,将南京临时政府时期草拟的各项教育法令正式颁布并加以执行。1912年7月10日至8月10日,临时教育会议召开。议决要案23件,由教育部陆续公布施行。尚未去职的蔡元培在开幕时发言,阐释了民国教育和晚清教育在内容和宗旨上的不同,再次强调了普通教育应废除读经。提出中国政体既然更新,社会上一般思想亦应随之改革,而经学课程不应再存在于新式教育中,“我中国人向有一弊,即是自大,及其反动,则为自弃。自大者,保守心太重,以为我中国有四千年之文化,为外国所不及。……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大学校废经科,而以经科分入文科之哲学、史学、文学三门,是破除自大旧习之一端”。

自此直至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期间,各种教育措施大多由此产生。经会议讨论通过的教育宗旨,于9月2日由教育部颁布实行,其内容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与晚清教育宗旨相比,尚武、尚实两条或有相似之处,忠君、尊孔内容则被完全删去。

在会议讨论通过的学制系统案基础上,9月3日,教育部正式颁布《学校系统令》。至1913年又陆续公布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师范教育令》、《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小学教则及课程表》、《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师范学校规程》、《高等师范学校规程》、《公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大学规程》、《实业学校令》等法令,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宗旨、课程设置、教职员任用、经费及管理运作都做出了具体规定,形成了一个取代晚清癸卯学制的新学制系统,又被称为壬子、癸丑学制。

从教育内容来看,壬子、癸丑学制规定下的普通教育、师范教育以及实业教育,都不再专设经学独立分科。普通教育各阶段明确删去经学课程:中等教育与初等教育阶段所讲内容,均不再规定以经学为根本。原本取材于经学的修身、国文等课程,教授内容也与经学剥离开来。至于高等教育阶段,大学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四门。经学没有成为独立的分门,而是比照西学分科办法,整合到哲学、文学与史学三门中:《周易》、《毛诗》、《仪礼》、《礼记》、《春秋公·谷传》、《论语》、《孟子》、《周秦诸子》、《宋理学》划归到哲学门下中国哲学,说文解字及音韵学、尔雅学、词章学划归为文学门下国文学,《尚书》、《春秋左传》则划归为历史学门下中国史,《周礼》则划为历史学门下法制史。

与清季癸卯学制相比,民初的壬子、癸丑学制将中小学校经学课程彻底取消,代之以西学和新公民必须生活技能等相关课程。大学以上的经学课程也被肢解到哲学、文学、史学中去。中学被更彻底的按照西学的办法分解组合,消化到各西学分科之中。清季“中体西用”的办学方案随之破产,因为作为本体的中学,已经支离破碎了。这一调整基本奠定了后来的发展趋势。参与其事的蔡元培、蒋维乔等人,成为了经学退出学制的“始作俑者”。

仔细探究民初经学退出学制相关政令的出台,蒋维乔、陆费逵、庄俞等商务印书馆同仁草拟了临时通令,而拍板决策的蔡元培本人早年也有商务印书馆的背景。商务印书馆与经学退出民初学制之间,呈现出极为密切的关联。看似巧合的背后,其实与近代中西文化的交融过程相吻合。蒋维乔、陆费逵等一批新教育家拟订临时办法通令,对于经学课程加以废除,正是反映了近代以来中西学易位的趋势。即中学逐渐让位于西学,并为西学所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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